自己的视角和位置

而在反讽中被 重建的，就是主体意识。当反讽越过单纯的修辞层面而成为个体认知世界、言说世界的一个重要 视角时，具备反讽思维就是对自我的胜利，因为“反讽是自我控制的一种最原本的手法。换言之， 掌握了反讽，也就掌握了自我掌控的能力，正是通过这种自我反思和掌控，个体能够在历史现实 中找到自己的视角和位置”。反讽是主体性的充分体现，是主体性的象征。所以克尔凯郭尔认 为，“因为主体通过反讽把自己从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对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没有反讽就不 可能有真正的人生”。对于90年代中国女性写作来说，反讽不仅意味着对男权意识形态话语的 悖逆，同时也意味着对主体意识的高度强调。 索绪尔曾说：“语言是最不适宜于创制的。它同社会大众生活结成一体，而后者在本质上是 惰性的，看来首先就是一种保守的因素。”针对语言可能出现的变革，他同时还说：“在整个变化 中，总是旧有的材料的保持占优势，对过去不忠实只是相对的。所以变化的原则是建立在连续性 原则的基础上的。”他的话说出了某些让女性主义者沮丧的真理。但现在看来，女性作家仍然找 到了使用语言并与语言进行战斗的办法。在女性主义者看来，语言是权力斗争的场所和形成性 别歧视与压迫的工具和策略。但显然女性并不是在语言中永远处于无能为力状态的，相反，她们 仍然积极有为。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就语言这个主题进行的创造性写作，使人有理由相信：有 可能正是语言，使女性作家身怀利器。这让人想起艾德里安娜·里奇曾说过的话：“文化的价值和 偏见形成了公共话语的语境，然而在任何改变人类生活条件、打破约束他们观念的斗争中，语言 都是一个潜在的武器。”